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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犯合同诈骗罪一案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发布时间:2017-09-01 11:15:16


王某犯合同诈骗罪一案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关键词    合同诈骗罪 诈骗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裁判要点 

可以从是否有合同、是否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是否侵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侵犯秩序是否受法律保护这四个方面区分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案件索引

一审: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16)冀0529刑初48号(2016年7月14日)

基本案情

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8日,被告人王某谎称其亲戚结婚宴请需要用烟酒,以零售价从马某在巨鹿县万盛北街经营的万顺名烟名酒门市多次骗取沱牌九年白酒共计88箱、新版利群香烟共计21条、软盒紫云烟共计35条,王某骗取烟酒后,用其中的18箱白酒挡清其2900元欠款,并先后将上述56条香烟低价卖给巨鹿县万盛南街鑫龙综合批发烟酒门市,得款5650元,剩余的70箱白酒,在王某拉至鑫龙综合批发烟酒门市库房后即被公安机关扣押并返还被害人。经巨鹿县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中心鉴定:王某骗取的烟酒总价值为2119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某当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供述和辩解称:2016年1月17日瑞彬说我把酒拉来后给我现金,次日我把酒拉走后,马某让我给钱或者把酒拉回来,我给瑞彬打电话,并把马某的账号发给瑞彬,让瑞彬打给马某1万元。后来瑞彬就不再接电话了。之后马某当着我的面报了警,公安机关的人来了就把我带走了,我没有反抗。我认为应该按我和被害人约定的价格而非市场价对烟进行价值鉴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8日,被告人王某谎称其亲戚结婚宴请需要用烟酒,先后分四次从马某在巨鹿县万盛北街经营的万顺名烟名酒门市(以下简称“万顺门市”)骗取沱牌九年白酒共计88箱、新版利群香烟共计21条、软盒紫云烟共计35条。王某骗取烟酒后,用其中的18箱白酒挡清其2900元欠款,并先后将上述56条香烟低于或平于购买价卖给巨鹿县万盛南街鑫龙综合批发烟酒门市(以下简称“鑫龙门市”),得款5650元,剩余的70箱白酒,在王某拉至鑫龙门市库房后即被公安机关扣押并返还被害人。王某骗取的烟酒总价值为21190元。案发后,被告人王某明知被害人马某报警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如实供认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6)冀0529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王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并判决被告人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赔被害人马某经济损失9290元。

裁判理由

关于被告人当庭辩解称其让柴瑞彬给马某打款的事实,因当时被告人已经骗取了被害人的财物,其犯罪已经既遂,且并没有实际退赔被害人,该事实并不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

被告人王某明知被害人马某报案,仍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如实供认犯罪事实,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自动投案的情形,应当认定被告人自首。

关于被告人提出其从马某处取走的物品的价值,应该以其和被害人约定的价格来确定,而不应该以按照市场价鉴定得出的价值来确定的辩解意见,经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数额系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依法对涉案物品价值进行的鉴定,该鉴定意见应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被告人王某违法所得系白酒、香烟等实物,在责令退赔时根据其实物价值确定了数额。

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其亲属结婚需要购买烟酒的事实,与被害人签订口头买卖合同,继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某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其犯罪所得应责令退赔被害人。

案例注解

本案主要涉及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包容性的法条竞合关系,即合同诈骗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诈骗行为。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应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最直接区别在于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至于合同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

二、行为人是否是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施的诈骗行为。

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要求“利用合同”的手段,即诈骗行为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人或在合同签订时隐瞒真相、虚构事实诱骗被害人签订合同继而交付财物,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如约履行义务使被害人经济受损。无论采取哪种形式,被告人的行为均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实施的。如果被告人利用了合同,但合同本身的签订、履行没有出现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那就不成立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即便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同,但其诈骗行为如果是在合同之外实施的,应认定为构成诈骗罪。

换言之,合同诈骗罪中的被害人之所以被骗,是因为相信“合同”这种形式本身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相信合同会被依法如约签订履行。被害人甚至可以不相信对方,但因为有合同来保障其权利,才敢放心的与对方进行经济交往。但被害人作为市场主体也应该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和更高的注意义务。合同诈骗行为可能导致人们不再相信合同,因为签了合同也有可能不被履行。而诈骗罪中被害人之所以被骗,是基于对对方品格的信任,否则也不可能向对方交付财物。诈骗行为一方面致使被害人的财产这一基本生活资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社会的整体信用,使人与人之前失去了基本信任。

三、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侵犯法益的不同是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最本质的区别。诈骗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当中,其侵害的法益是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而合同诈骗罪则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当中,其侵害的法益除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外,还有我国的合同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合同诈骗当中所利用的合同,应当是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调整的合同,而非所有类型的合同。合同诈骗罪所利用的合同,应是经济性的、市场化的,双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互付交易义务、经济义务,利用赠与合同、劳务合同、抚养合同等非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或涉及身份关系的合同所实施的诈骗行为,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四、行为人所侵犯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否应受法律保护。

合同诈骗罪所维护的市场经济秩序,应当是合法的、受到社会主义制度认可和保护的。被告人利用不合法的合同如毒品买卖合同、赌款偿还协议等进行的诈骗行为,不受合同诈骗罪的评价和调整,可以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谎称自己亲属结婚需要用酒,与被害人之间口头签订了烟酒买卖合同,在被害人向其支付烟酒后不履行自己支付价款的约定义务,其行为破坏了正当合法的结婚用烟酒“先供货、再付款”的交易习惯和市场秩序,影响了市场交易的正常运行,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 刑庭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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